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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奇案录:鲁迅周作人何故失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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栏目:中国历史

更新:2015-09-15 13:49

简介:

    鲁迅与周作人为什么失和,这已经成为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,也是鲁迅研究的一大谜团。人们想像不出,本为最为亲近的兄弟两个,最终会绝交,终生不再往来。更不可思议的是,两人此后绝口不提此事,怨恨之深,难以自拔,切肤之痛,难以忘怀。那么,这一切的一切,究竟是为了什么呢?
    1919年的冬天,鲁迅与周作人结束了长期寄居的生活,买下了北京八道湾11号的房子,经历了多年的骨肉分离,鲁迅终于兑现了青年时代的誓言:兄弟三人大团圆,有钱同花,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,一同赡养辛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。然而,就是在这所阔大的新宅院里住了不足5年,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   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记忆,周氏兄弟后来对此都闭口不谈。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,是1923年7月19日。那日,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断交信。信中说:    鲁迅先生:
    我昨天才知道,———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。我不是基督徒,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,也不想责谁,———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。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,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。我想订正我的思想,重新入新的生活。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,没有别的话。愿你安心,自重。
    七月十八日作人那一日,鲁迅日记中写道:
    “上午启孟自持信来,后邀欲问之,不至。”
    此前五天的日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:
    “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,自具一肴,此可记也。”
    可见问题已很严重了。事情发展得这样突然,是旁观者始料不及的。他们的好友张凤举和川岛对此事略知大概,但均语焉不详。许多年后,许寿裳著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,谈及兄弟两人的冲突,点明其中原委。文章写道:
    鲁迅爱住北平,但是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,是出于不得已而经营的。他原来在1919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后,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,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家眷来住,这宅子不但房间多,而且空地极大。鲁迅对我说过:“我取其空地很宽大,宜于儿童的游玩。”我答:“诚然,简直可以开运动会。”鲁迅那时并无子息,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,他钟爱侄儿们,视同自己的所出,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。
    ……
    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,因为居长,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,不忍去麻烦两弟。他对于作人的事,比自己的还要重要,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。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。她对于鲁迅,外貌恭顺,内怀忮忌。作人则心地糊涂,轻听妇人之言,不加体察。我虽竭力解释开导,竟无效果。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;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,他又不出来;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。从此两人不和,成为参商,一变从前“兄弟怡怡”的情态。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,倘使无此错误,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,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,洗也洗不清呢?
    鲁迅搬出以后,就借钱购得西三条的房子,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。北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,西间是朱夫人的房。
    南屋是他的藏书室。说起他的藏书室,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。这所小屋既成以后,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。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,信子急忙打电话,唤救兵,欲假借外力以抗拒;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,鲁迅置之不理,专心检书。一忽儿外宾来了,正欲开口说话,鲁迅从容辞却,说这是家里的事,无烦外宾费心。到者也无话可说,只好退了。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,鲁迅说给我听的。我问他:“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?”他答道:“未必。”我问他我所赠的《越缦堂日记》拿出了吗?他答道:“不,被没收了。”
    不辩解,是高明人的做法,这里有人间最深切的无可奈何之感。周氏兄弟对此的感悟,是异常悲凉的,这对双方都是巨大的打击。先前的一切友爱、温暖、亲情,在瞬间变成了粉末。遥想当年,两人手足之爱,同游东瀛,共译洋文,后辗转京城,于“五四”风潮中并肩呐喊。而今却各自东西,目不相视,形同路人,确是人间的大悲苦。
    鲁迅与周作人分手后,两人均给已去了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去信,但周建人的态度很明朗,站在了鲁迅一边。周建人理解鲁迅,恐怕也是对羽太信子有看法,或与大哥意见一致,这是肯定的。细说起来,周氏兄弟的分手,就经济上的角度看,也是必然的。本来,大家族亲人间的摩擦,是不可避免的。加之羽太信子那时不太节俭,花销颇高,搞得经济上颇为紧张。周建人后来回忆说:
    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,还有稿费、讲课费等收入,周作人也差不多。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,已高出十多倍,然而月月亏空,嚷着钱不够用。在绍兴,是由我母亲当家,到北京后,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。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,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。她并非出身富家,可是气派极阔,挥金如土。家中有管家齐坤,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、东洋车夫、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,还有李妈、小李妈等收拾房间、洗衣、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。更奇怪的是,她经常心血来潮,有时饭菜烧好,忽然想起要吃饺子,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,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……这种种花样,层出不穷。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,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,有时还到处借贷,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。
    虽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较讲究一些,但还不至于这样。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,不敢讲半句不是。早在辛亥革命前后,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绍兴时,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,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,周作人发愣,而他的郎舅、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,从此,他不敢再有丝毫的“得罪”,相反,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,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。平日里,一讲起日本,她总是趾高气扬,盛气凌人;讲到支那,都是卑贱低劣。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,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,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,逆来顺受。
    与周作人的决裂,对鲁迅的打击是巨大的。他忍着屈辱,搬出了八道湾。婚恋的悲剧与兄弟的失和,在鲁迅身上投下了深深的阴影。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起来,家庭的概念已经彻底瓦解了。
    沉默,长久的沉默缠着鲁迅。他的心在绞痛着,撕裂着,他几乎被窒息了。这位在新文化舞台驰骋的猛将,第一次感到生活的重负要把他拖垮了。在这一年的8月,鲁迅迁居到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暂住,不久,为了安慰母亲,他不得不向朋友借钱,在阜成门内西三条买下了一处房子。从此,他与多年相亲相爱的周作人,永远地分手了。